、云贵总督福康安、和珅等相继向皇帝“密为陈奏，欲以京员调用，消弥其事”，却被皇帝拒绝。因屡闻“国泰在山东巡抚任内不能得属员之心”，“恐其有不法款迹”，遂于四十六年正月，“传谕令于易简来京讯问”。于易简则力保“国泰并无别项款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签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后言”。并说“吕尔昌与国泰均系刑部司官出身，常委审理案件，并无徇庇交通事”。于氏何以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国泰紧紧连在一起？或许满汉关系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大凡汉官在同满官相处时，一般都会退避三舍。而且正是由于国泰的提携，担任济南知府的于易简得以升任山东布政使。在于敏中去世后，于易简对国泰更为依赖。兼之国泰与于易简又都嗜好昆曲，有时还一起粉墨登场。

为此皇上愤怒地指斥说：于易简乃竟敢于朕前饰词容隐，朋比袒护，其居心实不可问！外省藩臬两司，俱有奏事之责，遇有督抚不公不法之事，原准其飞章上达，况经朕之觌面询问乎？若外省尽如于易简之欺罔，则督抚藩臬，上下联为一气，又将何事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