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民风，同归败坏。故当时臣工多谏诤者，如顾栋高引对时，应曰：“将来皇上还要南巡吗？”上默然；尹会一尝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因坐戍；杭世骏亦曰：“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及于百姓。”上大怒，欲置之重典。（2）据说初次南巡，曾在湖州城南开碧浪湖，大兴公役；会召问相国程景伊，对以湖州春季蚕忙，恐妨民事。立奉停止之诏。（3）

对于南巡扰民的问题，皇上在《知过论》中就已经承认：认为南巡无过，“实自欺也”。在《南巡记》中又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欢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后，则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4）

26．政治案件

乾隆朝文字狱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在这短短的七年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

此期文字狱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的查办禁书运动。查办、销毁某一种或几种所谓禁书，从清初就时有发生，但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历时近二十年之久，必欲将一切旧刻新编的禁书搜缴销毁净尽，则是乾隆朝的独创。而且，这一目的竟是大体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