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出于一般知识分子对“考据”的推崇（甚至以为考据才是真学问），皇上本人也无例外地醉心于考据活动，这里既有他个人的爱好，（11）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一些实际政治的考虑。~求′书¨帮- ′冕+肺\悦^渎.如儒家经书需要考据功夫，来发掘它的真义；（12）这不仅仅是务虚的，也有务实的一面（如乾隆初年制订“礼乐”的需要）。但要说皇上就以考据为最高学术，恐怕就太小看他了。

乾隆一朝无与伦比的丛书搜缉，收录了那么多的古今著述，这难道不是“钻故纸堆”，或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不错，《四库全书》收录了清代各朝的御制文书，但雄才大略的皇上难道不想再写一部自己的“大作”？难道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可以一展身手？显然并非如此。除了早年的《乐善堂集》以外，皇上还有很多著述，散见于各处，如《御批纲鉴》、《经筵御论》，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为什么不做一个总的整理呢？

似乎有什么阻碍了他的努力。~萝+拉?晓~说¨ !庚·芯\醉¨快′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戒律”，即不允许编制本朝文选，如《名臣言行录》等。由此我们可以解释，陆耀的《切问斋文钞》何以只收集至康熙朝，主要表现十八世纪言行的《皇朝经世文编》，何以至十九世纪才能出现？此间似乎不无“隐衷”，而对于这种隐衷，可能只有皇帝身边的臣子才能略知一二？如对此有所阐发的陆耀、庄存与，都曾是皇上身边的近臣。

以往有关清代经世思想的研究，大多只注意明末清初，即十七世纪顾炎武、颜元等人的经世思想，以及嘉道以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而对十八世纪则较少关注。一般认为，魏源、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经典之作，代表了经世派的最高成就。其实，十九世纪经世之学虽进入“显学”和“兴盛”时期，然而在“规模与重要性”上，都不及十八世纪的有关努力。（13）而在体例上，《皇朝经世文编》更是仿照了陆耀的《切问斋文钞》。（14）

陆耀，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二十八年，迁户部主事；后官至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卒于任所。\3-疤-墈?书.网￠ \庚~芯^醉`全^乾隆四十年，（15）汇集清初迄乾隆间诸儒有裨经世之文为一编，题为《切问斋文钞》，凡三十卷。（16）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既有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有外在的经济事功。如置于全书之首的“学术”部分，内容涵盖了立志、学风与治学、读书、师道诸多方面，主张学术要与当今社会联系在一起；反对空谈心性、反对琐碎之考据、反对揣摩应举的辞章之学。“财赋”部分则涉及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财理财之策、赋役征收、漕运、钱粮、钱法盐法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使“经世”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它也被后来魏源、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所借鉴。

《切问斋文钞》反映出十八世纪的经世之“学”，已经将学术和实政结合在一起，并非只重其一。而《皇朝经世文编》在体例上也是分为“学术”、“治体”，与“六政”（吏户礼兵刑工）两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纪人物的言论。是在《切问斋文钞》的体例基础上，更详尽地阐述了十八世纪实政的主要成就（当然也有所扩展）。所以说“《切问斋文钞》既是《清朝经世文编》之先导，又代表着清前期，特别是十八世纪初叶中国经世思想的最高水平”。（17）

通过陆耀《切问斋文钞》的经世思想内涵，可以了解到，清朝经世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符合逻辑的过程，不光只是在清初（十七世纪）和清末（十九世纪）清朝士人才具有经世思想。陆耀的《切问斋文钞》既阐发了传统学术的经世之理（学术部分），又提出了具体的经世之术（财赋部分），是儒家经世之学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功能性与技术性相结合的代表，集中代表了十八世纪的经世思想，“可谓传承经世思想的典型&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