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人的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君士坦丁堡，是西亚局势动荡的结果。¨我-得¨书+城? ′首·发,继任的罗马皇帝想利用阿拔斯政权的动荡和危机捞取利益。拜占庭的许多东部省份曾经在穆斯林的征服行动中丧失，这导致了帝国行省管理结构的根本性重组。然而到了10世纪上半叶，局面开始逆转：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上那些曾被用来向帝国领土发动进攻的基地被一个个地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也被夺回，几十年来一直在阿拉伯海盗控制下的东地中海和爱琴海重获安定；然后在公元969年，作为主要商业中心和纺织品生产中心的著名城市安条克也被帝国拿下。

这一逆袭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是一种强势复兴。大量的资产和资金开始从巴格达向君士坦丁堡转移：以前缴纳给穆斯林政权的税金和商业收入，如今统统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同时还预兆着拜占庭黄金时代的开始：一个让哲学家、学者和历史学家尽情复兴艺术和文化的时代，一个大规模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创立各种学院特别是法学院（培养法官以监督扩张之后的帝国的运作）的时代。拜占庭还是10世纪末巴格达与埃及关系破裂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10世纪80年代末，罗马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与新登场的法蒂玛哈里发达成协议，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并承诺让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每日祈祷咏颂法蒂玛哈里发的名字，而不是对手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的名字。￠精,武′暁`税·枉, *吾?错?内*容,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拜占庭帝国的首都焕发了新生，而阿拔斯的哈里发则只能陷入自省和担忧。东方贸易通道也随之改变，原先的可萨和高加索的内陆通道开始向红海通道转移。陆上通道曾给梅尔夫、赖伊和巴格达带来过辉煌，现在却被海上的货运路线所替代。福斯塔特、开罗特别是亚历山大港的重新崛起已是确定无疑，中产阶级的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增长。拜占庭有天时地利，很快就开始享受到与法蒂玛建立商业联系的成果：据阿拉伯和希伯来资料，自10世纪末开始，从埃及各港口始发和入港的商船昼夜不停，它们的目的地都是君士坦丁堡。

埃及纺织品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价格不断走高。当时的作家兼旅行家纳西尔?霍斯鲁（Nā?ir-i Khusraw）写道：“我听说拜占庭统治者曾给埃及苏丹传信，他愿以他治下的一百座城池来换取一个提尼斯（Tinnīs）。/零^点*看?书/ /哽￠薪\醉!全.”消息一传出，提尼斯的亚麻立即变得供不应求。自11世纪30年代起出现在埃及的阿玛菲（Amalfi）商人和威尼斯商人，连同30年以后出现的热那亚商人都说明，即便在那些比君士坦丁堡远很多的地方，人们也都已看到全新的贸易货源。

从罗斯人和北方新贸易网的角度来看，东方商品（丝绸、调料、胡椒、硬木等）运输通道的变更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大影响，他们无须在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穆斯林的巴格达之间进行任何选择。就算有影响的话也是好的影响，有两条可能的买卖通道总比只有一条强。人们在挪威出土的奥塞贝格号（Oseberg）海盗船上拼接修复了一百多块丝绸断片，证明运抵斯堪的纳维亚的丝绸数量巨大；在维京人的墓穴中同样发现了来自拜占庭和波斯的丝绸，这些墓穴主人生前喜爱的高贵物品都被用来随葬。

即便到了11世纪中叶，仍有人认为他们能像先辈一样在东方的伊斯兰土地上发大财。比如，有位叫托拉的妇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梅拉湖（Mälar）竖了一座刻有卢恩文字（rune）的石碑，目的是纪念她的儿子哈拉尔德及其战友。石头上写着：“像其他男人一样，他们远行去寻找黄金”，他们成功了，但后来死在了“撒兰（Serkland）南部”——也就是说，死在了撒拉逊人即穆斯林的辖地。还有一块石碑是古德列夫为纪念他儿子斯拉格夫设立的，他“最后在花剌子模丧生”。萨迦（saga）文学中关于哈拉尔德的兄弟英格瓦的故事，同样记载了斯堪的纳维亚人采取大胆行动到里海及更远地区探险的经历。事实上，近来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这一时期的波斯湾沿岸，很可能已经存在一个由维京人建立的殖民地。

然而，人们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方的基督教，集中在拜占庭。随着西欧人眼界的开拓，那里的人们越来越渴望拜访耶稣基督曾经生活、死去并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