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应该感谢的还有凯瑟琳?克拉克（Catherine Clarke）。*求+书!帮! ^已_发′布_最/鑫-璋^劫/几年前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午餐上，是她告诉我也许可以把各种想法汇成一本独立的专著。当时我有点将信将疑，这种怀疑在我深夜写作时也经常浮现出来，真得谢谢她的建议、支持和鼓励。对我在纽约的支持者佐伊?帕格纳门塔（Zoe Pagnamenta）也是一样，感谢他不懈的支持。克洛伊?坎贝尔（Chloe Campbell）是我的守护天使，她通读了初稿的所有章节，非常礼貌地指出了行文当中的不少小差错和坏习惯。

我父母总爱说他们如何教我走路和说话。是他们在我的儿时给了我珍贵的世界地图，并贴在我卧室的墙上（尽管他们不让我用黏胶，也不让我把“星球大战”的贴纸贴在地图的海洋上）。他们教会我独立思考，敢于挑战平日里的所读所闻。幸运的是，我还有兄弟姐妹能够陪伴我成长，我在晚餐桌上能够听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谈话，并偶尔插话发表意见。能倾听别人讲话，知道他们说什么，并真正弄懂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感谢我的兄弟姐妹和那些与我一起成长的朋友们，他们严厉的批评与指责为我树立了更高的标准。\k*s^w/x.s,w?.`c.o/m~他们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认为学习历史并非难事的人。

我的妻子杰西卡（Jessica）陪伴了我25年，从我们一起读本科时起就一直互相激励。我们争论生命的意义、谈论部落民族的重要，在剑桥学院的酒窖共舞。我必须每天提醒自己有多么幸运：没有她，我根本不可能写成《丝绸之路》。

此书同样也是献给我们的4个孩子的。在我从书房或从档案室中回来并思索问题的时候，他们总会关注、聆听并询问一些越来越有趣的问题。卡特里娜（Katarina）、弗洛拉（Flora）、弗兰西斯（Francis）和卢克（Luke）：你们是我的骄傲和欢乐。现在书写完了，我可以随时和你们在花园里玩耍了。

历史，谁在说？

——《丝绸之路》译后记

多数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都承认，历史作为史实来讲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没人可以更改；可以改变的只有当时人和后来人的看法——看得见的和没看见的，从前后看的，从左边看和从右边看的。?3/捌,墈·书/蛧- ^庚′辛·醉￠快?对于“没看见”的那些历史，后人就开始挖掘、考证、猜测、演绎，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究竟由谁来说、怎么说、从什么角度来说的问题，于是出现了我们见到的古今中外那么多的著名史书，于是也就有了这部《丝绸之路》。

从西方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谁在说”和“怎么说”的问题大致有几种倾向，它们与《丝绸之路》的立意和特色有关，值得注意。首先是汤因比提出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即如果仅仅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范畴，将大大限制历史学家的视野。他认为，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所有的历史现象应该放到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比较和考察。第二种是我们常说的非英雄史观，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从人民的角度讲述历史（“全民说”）会比领袖史和英雄史呈现更多的视角。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美国历史学家的《美国史》（布林克利著，一部描述美国人民共享大众通俗文化的历史），这可算是一部真正的美国人民史。还有一种就是“线程性”历史，分为“单线程”或“多线程”。“单线程”说史的例子，可以举《极简人类史》（大卫?克里斯蒂安著），它是一部“大历史”研究，将人类史作为宇宙史的一个章节来描述，为读者梳理历史线索，最后就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节点达成共识；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读者手中的这本“多线程”结构的著作《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充分体现了上述的历史观，以及“谁在说”与“怎么说”的新构想。作者首先定位他的历史视角：“数千年来，连接着欧洲和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那块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