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蠡县富民自行凿井灌田，愈逢旱岁，其利益饶；现在霸州知州朱一蜚，于二三月间曾劝民开井二千余口，今颇赖之，“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

但为什么以前怡亲王与大学士朱轼经理直隶水田“垂成而坐废”呢？柴潮生以为，这是因为“强之为水田”，而非“兴水利”，其教训不难吸取。

因此他建议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经理畿辅水利，河旁开沟，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离水辽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受赈之民，按地分段，就工给值。非以费财，实乃阜财。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掷百万于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是谓无弊之赈恤，不竭之常平，无形之帑藏。

他最后说：“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苟舍此不为经理，其余皆为末节”；而欲尽兴西北之水田，事体至大，请先就直隶为端，行之有效，次第举行。[9]

柴潮生所提到的开井，先经顺天府尹蒋炳奏请，上谕：不知如何举行方为妥协？可否试行于天津、河间？或调曾在陕西凿井的崔纪董率办理？寻奏，保定府属已开成土井二万二千余口。一井所费，不过需银一二两。民间俱各踊跃从事。[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