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唐虞之盛治。[2]

其基本构想，即首先解决民生衣食的根本问题，再在“爱民”、“养民”、“足民”的基础上实行“教民”，以期达到三代之治的最高理想。同时虽提到“仓廪实”及“惟恐一夫不获其所”云云，似未确定具体的行动目标。

在乾隆初政，预期将有一番新的作为的情况下，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到乾隆元年一年之内，内阁学士方苞连上三疏（“请定常平仓谷粜籴之法札子”、“请备荒政兼修地治札子”及“请定经制札子”），以第三疏于增加积储，言之犹为激切：

臣闻三王之世，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汉唐以后，岁一不熟，民皆狼顾，犹靠海内为一，挹彼注兹，暂救时日，然每遇大祲连歉，君臣蒿目而困于无策者，比比然矣。盖由先王经世大法堕失无遗。[3]

所谓“汉唐以后”云云，似即针对清代粮政现状而言。

全祖望说：今上即位，有意大用方苞。寻迁礼部侍郎。“诏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公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公，多所密陈，盈庭侧目于公”；“公之密章秘牍，世所未见”；和硕履亲王尝曰：“其强聒令人厌，然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4]

乾隆二年，方苞再以雍正八、九年间河南旱荒，“尽发数年所积仓谷五十余万石，兼截漕粮以散之，谷尚不敷，乃折银以代谷，而无谷可籴”的例子，证大灾大饥之必应备，复上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