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的政策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中国古代的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是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74]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75]

既已涉及工业发展和工业政策，就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国家财政问题、[76]工业思想及其导向问题、[77]尚奢尚俭问题，[78]农民就业转移问题、[79]保护私有产权问题，2……等等，都是我们二十世纪耳熟能详，仍需花大力量去面对的问题。

综括十八世纪清人的努力，并不是所谓“昏君”、“佞臣”、“劣绅”或“愚民”所能解释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门里都充满了“学问”（而非权术）。当然它不是什么“经学”或“考据学”，而是儒家正宗的“经世之学”，亦即后来曾国藩、张之洞所说的“经济”之学，它已构成一个“十八世纪经世学派”。[80]它所留下的遗产，不仅惠及十九世纪经世学派，无形之中，二十世纪的后人也受到他们巨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结语——兼论如何修订我们的近现代史观

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做了这样一番对比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就是“修改历史观”这样一个大问题了。